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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朱由检大力清除阉党。天启七年十一月，朱由检抓准时机铲除了魏忠贤的羽翼，使魏忠贤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然后一纸诏书，贬魏忠贤凤阳守陵，旋之下令逮治。在其自缢而死后，下令磔尸于河间。[7]此后，将阉党二百六十余人，或处死，或遣戍，或禁锢终身，使气焰嚣张的阉党受到致命打击。平反冤狱，重新启用天启年间被罢黜的官员。起用袁崇焕为兵部尚书，赐予尚方宝剑，托付他收复全辽的重任。[8]
亡国之象
大旱不断
自崇祯元年（1628年）起，中国北方大旱，[9]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汉南续郡志》记，“崇祯元年，全陕天赤如血。五年大饥，六年大水，七年秋蝗、大饥，八年九月西乡旱，略阳水涝，民舍全没。九年旱蝗，十年秋禾全无，十一年夏飞蝗蔽天……十三年大旱……十四年旱”。崇祯朝以来，陕西年年有大旱，百姓多流离失所。崇祯二年五月正式议裁陕北驿站，驿站兵士李自成失业。崇祯三年（1630年）陕西又大饥，陕西巡按马懋才在《备陈大饥疏》上说百姓争食山中的蓬草，蓬草吃完，剥树皮吃，树皮吃完，只能吃观音土，最后腹胀而死，[10]崇祯六年，“全陕旱蝗，耀州、澄城县一带，百姓死亡过半”。
崇祯七年，家住河南的前兵部尚书吕维祺上书朝廷：“盖数年来，臣乡无岁不苦荒，无月不苦兵，无日不苦挽输。庚午（崇祯三年）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无青草，十室九空。……村无吠犬，尚敲催征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夜夜似闻鬼哭。欲使穷民之不化为盗，不可得也”。旱灾又引起蝗灾，使得灾情更加扩大。河南于崇祯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皆有蝗旱，“人相食，草木俱尽，土寇并起”，其饥民多从“闯王”李自成。崇祯十三、十四年，“南北俱大荒……死人弃孩，盈河塞路。”
瘟疫爆发
崇祯十四年，左懋第督催漕运，道中驰疏言：“臣自静海抵临清，见人民饥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米石银二十四两，人死取以食。惟圣明垂念。”[11]保定巡抚徐标被召入京时说：“臣自江推来数千里，见城陷处固荡然一空，即有完城，亦仅余四壁城隍，物力已尽，蹂躏无余，蓬蒿满路，鸡犬无音，未遇一耕者，成何世界!”这时华北各省又疫疾大起，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12]
崇祯十四年七月，疫疾从河北地区传染至北京，病名叫“疙瘩病”，崇祯十六年，北京人口死亡近四成，[13]十室九空。
崇祯十六年八月，天津爆发肺鼠疫：“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14]
崇祯十七年，天津督理军务骆养性说，“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江南在崇祯十三年遭大水，崇祯十四年有旱蝗并灾，十五年持续发生旱灾和流行大疫。地方社会处在了十分脆弱的状态，盗匪与流民并起，各地民变不断爆发。[6]
内忧外患
主词条:明末农民战争、皇太极
为剿流寇，朱由检先用杨鹤主抚，后用洪承畴，再用曹文诏，再用陈奇瑜，复用洪承畴，再用卢象升，再用杨嗣昌，再用熊文灿，又用杨嗣昌，十三年中频繁更换围闯军的将领。这其中除熊文灿外，其他都表现出了出色的才干。然用人存疑，以至责无成效皆功亏一篑。李自成数次大难不死，后往河南聚众发展。[8]
此时北方皇太极又不断骚扰入侵，明廷苦于两线作战，每年的军费“三饷”开支高达两千万两以上，国家财政早已入不敷出，缺饷的情况普遍，常导致明军内部骚乱哗变。朱由检求治心切，《春明梦余录》记述：“崇祯二年十一月，以司礼监太监沈良住提督九门及皇城门，以司礼监太监李凤翔总督忠勇营”；[15]中后金反间计，自毁长城，冤杀袁崇焕。[16]
随着局势的日益严峻，朱由检的滥杀也日趋严重，[17]总督中被诛者七人，[18]巡抚被戮者十一人。[19]朱由检亦知不能两面作战，私底下同意议和。但明朝士大夫鉴于南宋的教训，皆以为与满人和谈为耻。因此朱由检对于和议之事，始终左右为难，他暗中同意杨嗣昌的议和主张，但一旁的卢象升立即告诉皇帝说：“陛下命臣督师，臣只知战斗而已！”，朱由检只能辩称根本就没有议和之事，卢象升最后战死沙场。明朝末年就在和战两难之间，走入灭亡之途。[20]
崇祯十五年（1642年），松山、锦州失守，洪承畴降清，朱由检又想和满清议和，兵部尚书陈新甲因泄漏议和之事被处死，与清兵最后议和的机会也破灭了。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王朝面临灭顶之灾，朱由检召见阁臣时悲叹道：“吾非亡国之君，汝皆亡国之臣。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无一人相从？”在陈演、光时亨等反对之下未能下决心迁都南京。[21－22]
逝世
煤山殉国
主词条:甲申国难、清军入关
崇祯帝自缢之处
崇祯帝自缢之处
崇祯十六年正月，李自成部克襄阳、荆州、德安、承天等府，张献忠部陷蕲州，明将左良玉逃至安徽池州。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一日，大同失陷，北京危急，初四日，朱由检任吴三桂为平西伯，飞檄三桂入卫京师，起用吴襄提督京营。六日，李自成陷宣府，太监杜勋投降，十五日，大学士李建泰投降，李自成部开始包围北京，明王朝面临灭顶之灾。太监曹化淳说：“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23]明军在与农民起义军和清军的两线战斗中，屡战屡败，已完全丧失战斗力。
三月十七日，农民起义军围攻京城。十八日晚，朱由检与贴身太监王承恩登上煤山（也称万寿山，今北京景山），远望着城外和彰义门一带的连天烽火，只是哀声长叹，徘徊无语。李自成军攻入北京。太监王廉急告皇帝，朱由检在宫中饮酒长叹：“苦我民尔！”太监张殷劝皇帝投降，被一剑刺死。朱由检命人分送太子、永王、定王到勋戚周奎、田弘遇家。回宫后写下诏书，命成国公朱纯臣统领诸军和辅助太子朱慈烺。又命周皇后、袁贵妃和3个儿子入宫，简单叮嘱了儿子们几句，命太监将他们分别送往外戚家避藏。他又哭着对周皇后说：“你是国母，理应殉国。”周皇后也哭着说：“妾跟从你18年，陛下没有听过妾一句话，以致有今日。现在陛下命妾死，妾怎么敢不死?”说完解带自缢而亡。朱由检转身对袁贵妃说：“你也随皇后去!”袁贵妃哭着拜别，也自缢。朱由检又召来15岁的长平公主，流着泪说：“你为什么要降生到帝王家来啊!”说完左袖遮脸，右手拔出刀来砍中了她的左臂，接着又砍伤她的右肩，她昏死了过去。[24－25]
朱由检又砍死了妃嫔数人，并命令左右去催懿安张皇后自尽。懿安张皇后隔帘对朱由检拜了几拜，自缢身亡。十九日凌晨，李自成起义军从彰义门杀入北京城。然后朱由检手执三眼枪与数十名太监骑马出东华门，被乱箭所阻，再跑到齐化门（朝阳门），成国公朱纯臣闭门不纳，后转向安定门，此地守军已经星散，大门深锁，太监以利斧亦无法劈开。三月十九日拂晓，大火四起，重返皇宫，城外已经是火光映天。此时天色将明，朱由检在前殿鸣钟召集百官，却无一人前来，朱由检说：“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最后在景山歪脖树上自缢身亡，死时光着左脚，右脚穿着一只红鞋。时年33岁。身边仅有提督太监王承恩陪同。[8][26－27]上吊死前于蓝色袍服上大书“：
“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致逆贼直逼京师，然皆诸臣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28]
三月二十一日尸体被发现，大顺军将朱由检与周皇后的尸棺移出宫禁，在东华门示众，“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人，余皆睥睨过之。”，梓宫暂厝在紫禁城北面的河边。当地平民又将他合葬在田贵妃墓中。清军入关后.将他移葬思陵，谥为怀宗，后改谥庄烈帝。南明政权谥他为思宗烈皇帝，后又改谥为毅宗，史又称崇祯皇帝。[29－30]
明思宗死后，自杀官员有户部尚书倪元璐、工部尚书范景文、左都御史李邦华、左副都御史施邦曜、大理寺卿凌义渠、太常寺卿吴麟征、左中允刘理顺、刑部右侍郎孟兆祥等，驸马都尉巩永固全家自杀，[31]太监自杀者以百计，战死在千人以上。宫女自杀者三百余人。绅生生员等七百多家举家自杀。[32]四月四日，昌平州吏赵一桂等人将崇祯与皇后葬入昌平县田贵妃的墓穴之中，清朝以“帝体改葬，令臣民为服丧三日，谥曰庄烈愍皇帝，陵曰思陵”。
明朝在中国北方的统治处于崩溃边缘。之后，南方明朝势力于南京拥立福王朱由松建立南明政权。[33]
庙号谥号
顺治十六年十一月，以“兴朝谥前代之君，礼不称，数不称宗”为由，去怀宗庙号，改谥庄烈愍皇帝，清代史书多简称为“庄烈帝”。
思陵神主题为：大明钦天守道敏毅敦俭弘文襄武体仁致孝庄烈愍皇帝，当为清代所加谥号的全谥。[34]
另有书作守道敬俭宽文襄武体仁致孝庄烈愍皇帝或果毅敦俭弘文襄武体仁致孝庄烈愍皇帝，[35]改庙号钦宗[36]等，又有作庙号烈宗[37]或敬宗[38]，谥号正皇帝[37]。
南明安宗之大臣张慎言初议崇祯帝之庙谥号为烈宗敏皇帝，顾锡畴议庙号干宗或乾宗[39]。但不被采用。最终在崇祯十七年六月定先帝谥号为绍天绎道刚明恪俭揆文奋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庙号思宗，弘光元年二月丙子改上庙号毅宗[40]。唐王谥为威宗。
如果崇祯南渡，带来的结果肯定会大不一样，以崇祯的正统身份可以避免后来南明面对的几股势力博弈而相互拆台的局面，各方力量相对会比较集中，而以崇祯的干练和经验，应该能够很快发现和调动江南的雄厚经济实力，随之南下的军队得到南方物资和经济的援助后会重新焕发出战斗力，但是局面的发展还有决于崇祯对大局的判断，对明朝来说，南渡后最好的策略是联合大顺或大西，而北面则积极抵抗后金，而此时吴三桂的关宁军很可能保持中立，静观成败，但绝不会立即倒向后金；崇祯如策略得当，将后金赶出关外，再收拾农民军，最终全部翻盘也是有可能的。
另一种可能，崇祯若采取联金灭顺的策略，估计后金也会买账，但必然会付出巨大代价，后金会在剿灭大顺和大西政权的过程中渔翁得利，而南明将失去北上的机会，最后的结果或许真的会划江而治，即使如此后金想一口气灭亡南明也很难做到，南明继续抵抗数十年也是可能的，再若后金倘若发动“剃发令”等不得民心的政策引起北方的反抗，南明也会乘机北伐，未来也是未知数；
只是历史不容假设，后来南明发生的一切却恰恰是一切可能中最坏的一种！
3月17日，李自成的大军已经包围了北京城，崇祯意识到局面已经无可挽回，自己也恐怕逃不过被杀的命运，但爱子心切的崇祯帝朱由检仍想着也许他的儿子能趁乱逃出城去，给大明多保留一些血脉。所以这一天晚上，他把自己的儿子都叫到跟前，让他们都换上平民百姓的衣服，由太监护送出外逃生。试图让其子赶紧趁乱逃出城去，到南方重建王师，再卷土重来。于是在天黑以后三个少年悄悄的溜出了紫禁城。第二天一大早，崇祯得到消息说守城的太监叛主投降，李自成的军队已经进城了，他知道这下自己是彻底无路可逃了，就把皇后公主都叫来，挥剑砍倒了几个，自己带着一个老太监到紫禁城后面的煤山上上吊自杀了。临死之前，他还在自己的衣服上写下遗书，要求各地的官员协力辅佐外逃的太子，重新振兴大明朝。他自己虽然死了，但是太子逃出去总还有一丝复国的希望存在，这是他死前心中念念不忘的事。崇祯帝真是良苦用心啊，只是大明江山气数已尽，他有点太异想天开了。
然而出逃的太子和他的两个弟弟又到哪里去了呢？对于这个问题，时人以及后人先后提出了几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说太子三兄弟并没有逃出被李自成重重包围的北京城，外面到处都是战火，三个人没有办法，商量了一下，决定先到周皇后的父亲、也就是他们的外公周奎家里去躲一躲，等外面平静一些的时候再设法逃到南方去。但是由于外边的情况实在是太混乱。太子来不及去成国公府，便隐匿于民间，定王和永王一齐去了周皇后的父亲周奎家。三月十九日，李自成进城，命令搜寻太子与定王、永王。不料，周奎见局势不妙，胆小怕事，生怕引火上身，就于二十日清晨，将定王、永王交给了李自成。后来皇太子也被李自成的军队搜获。由此还出现了太子与闯王李自成之间的一段对话。太子问李自成说：“为什么不杀我？”李自成说：“你没有罪，我岂能妄杀！”太子说：“既然这样，你听我一句话：第一，不可惊我祖宗陵寝；第二，速速埋葬我的父皇母后；第三，不可杀我百姓。”据说李自成接受了他的建议，不但没有杀他们，还封了皇太子为宋王，另外两个皇子也封了爵，一并交给大将刘宗敏看管。后来，李自成得到吴三桂叛清的消息，四月十三日，亲自带兵去讨伐吴三桂也把崇祯皇帝的三个儿子都带在身边，想用他们劝说吴三桂投降。不料这一去，李自成的军队大败而逃，崇祯的三个儿子都在乱军中不见了。此后，太子、定王、永王的下落都不清楚，或说曾被吴三桂夺去，或说定王曾在城南遇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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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说法是太子逃出宫后，无处可去，被一个贫苦的老太太收养。但是老太太家里太穷，只好把他送到国丈周奎的家里。当时在周奎府中的长平公主见后，两人抱头痛哭。长平公主与太子都是周皇后所生，乃是一母同胞的姐弟。由此来看，这个皇太子也许是真的。周奎举家向太子行君臣之礼，并问太子：“你一直藏在哪里？”太子回答说：“城陷之日，我单独藏匿在东厂门外。一日夜出，潜至东华门，被一个贫苦的老太太收养。后来又将我送到崇文门外的尼姑庵中，在那里假装贫困无依的孤儿住了半个月。但是，由于周奎胆小怕事，不敢长时间的收留太子，皇太子无奈在次流落街头，后来被巡逻的清兵以“犯夜”罪逮捕，交给刑部审理，皇太子向审理的官员说自己是前明皇太子，但是刑部主事官员认为皇太子绝对不会这么名目仗胆的说自己是皇太子，就断其为假冒太子。后来，由于他一再宣称，刑部主事钱凤览就找来原司礼监太监王德化等人前来辨认，结果都说就是皇太子。于是钱凤览上书朝廷，最后，摄政王多尔衮认为皇太子如果活在世上，就是明朝遗老遗少德一面旗帜，于是决定将皇太子押于监狱，后来被处决在狱中。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皇太子成功地逃出了北京，一路上不知吃了多少苦头，终于顺利的逃到南方。后来皇太子被南明的小朝廷接到南京。行前还曾问来接他的李继周说：“迎我进京，是让我做皇帝吗？”李继周说：“此事奴婢不知。”其实这只不过是他天真的想法罢了。南明福王朱由崧是他的叔叔，这时候已经当了监国。就等着称帝了。他听说崇祯皇帝的太子前来投奔，这还得了，如果证明这个少年真是太子，他就得归政于太子，那他就无法当皇帝了。所以皇太子到南京后，他没有直接的接见他，也没让他入宫，而是被安排在兴善寺暂住，并派两名太监去见太子，辩认真伪。两人见了之后，说果真是皇太子，福王得知之后，大怒，接着便处死了两名太监，并杀掉了去接皇太子的李继周。后来又让原总督京营太监卢九德去辨认，卢九德鉴于前车之鉴，不敢表态，只说有些相像，却认不真。皇太子在南京的消息传出去之后，引发了弘光朝的政治危机。为此朝臣们分成两派，处于长江中游的左良玉等人以拥护皇太子的为名率军入京，江北的黄得功、刘良佐等总兵也上疏要求善视太子。
福王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就想方设法除掉这位真假未明的皇太子。他逼迫曾经充任太子讲官的王铎，一口咬定太子是假。并将太子下狱审讯，并结案为，说假太子真名叫王之明。后来，清军大举南下，南京不保，福王等人也逃到了太平府。南京百姓冲入监狱，救出了皇太子登上皇位。只可惜几天之后，再次落入清军的手中，被多铎处死。
第四种说法认为太子一开始确实是被李自成所获，但是在李自成军队败退北京的路上，刘宗敏受了重伤，放松了对他的看管，他就找了个机会从闯王的军中逃了出来，跟随他的还有他以前的老师李士淳。李士淳是明朝翰林院编修，曾任太子讲官，明亡后被迫接受李自成封的官职。因为李士淳原籍在广东嘉应州，他们就一路逃回了李士淳的老家，在嘉应州阴那山出家当了和尚。他们在人迹罕至的深山里建了一座寺庙叫做“圣寿寺”，大殿就取名叫“紫极殿”，处处都显示了寺中和尚的神秘出身。据说在太子死后，庙里就开始供奉一尊“太子菩萨”的神位。这尊神位始终保留着，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清王朝覆灭了，人们才知道原来供奉的这尊塑像就是明朝的逃亡太子。李士淳的后人也声称他们的先祖确实在乱军之中救了太子，并把太子带回自己的家乡，两人一同出家做了和尚，就此度过了余生。
早期经历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封德昌郡王，天启六年（1626年）封世子。崇祯十六年（1643年），洛阳被李自成农民军攻占，朱常洵因体胖，行动不便，为起义军俘获，不久被杀。世子由崧在大臣的护卫下越城逃亡。不久袭封福王。
时来运转
1644年3月19日，崇祯帝自尽于煤山。这对大江南北的明朝诸臣来说，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事已至此，原来形同陪衬的南京留都的政治作用就凸现出来。[1]很显然，摆在留守诸臣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拥立新君，组织政权。说到血统亲近，福王，桂王，惠王成为不二人选。而由于福王在三藩中年龄最大，又加上没头苍蝇一样乱跑乱撞，流串到南京附近（淮安）。比起其他两个远在广西的藩王来，自然近水楼台先得月。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江南士绅中部分东林党人从狭隘的一己私利出发，以福王昏庸为名，坚决反对。但内中隐情却要追溯到天启朝时，为反对老福王继统和老福王之母郑贵妃干政，东林党人已和福藩结下不解之仇。为防止朱由崧登位之后趁机报复。以东林领袖钱谦益为首，以立贤为名，大张旗鼓地推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继承人——潞王。
潞王血统偏远，自然缺乏继立的理由。但他的所谓贤名，却赢得了许多人的同情和支持。直至今天许多不明内情的人还以为憾事。其实，抛开潞王是否真贤不说，封建王朝的嫡长子继承制，自有其现实考量。当时政治以内阁负责，即使皇帝昏庸，负责的臣下仍可以维持政治机构的正常运转。以局势而论，留都诸臣需要的只是一个形式上的精神领袖。而并不一定非要雄才大略的贤君不可。历史上司马睿能偏安东晋，他也只不过是一个懦弱无能的君主而已。关键在于臣下齐心协力，方能维持危局。现以立贤为名抛开福王。明王朝散居各地，小有贤名及野心才具的龙子龙孙，大有人在。既然潞王可立，何人不可立？他们自然不可能要求进行全国范围内的普选，却总有大批的野心家趁机上下其手，借拥立争功。南明的局势势必将土崩瓦解，一发不可收拾了。
南京的拥立大会正开得热闹不堪之时，远在淮安的朱由崧却慌了神。作为三大热门侯选人之一，却没有人来请他发表竞选演说，施政纲领。前来表忠心，搞投机的也寥寥无几。这一切都使朱由嵩感到情况不妙。而实际上，史可法、马士英等南明重臣一开始就是把他们所挑选和准备拥立的皇帝看作土偶木像的。不论是谁为君，重要的是不会妨碍他们掌握手中的权力。从心底深处，曾经天威凛然的皇帝对这些重臣不过是一个象征，一个摆设。在史可法指出福王不可立的七大理由中，其一就是“干预有司”。是的，重臣忌讳的正是一个“干预有司”的皇帝。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在大家看来脑满肠肥，糊涂昏庸的朱由崧竟走出一着妙棋，一举击溃了南京城内自以为得计的衮衮诸公。据《南渡录》记载：“时王（朱由崧）闻，惧不得立，书召南窜总兵高杰与黄得功、刘良佐协谋拥戴。刘泽清素狡，先附立潞议，至是以兵不敌，改计从杰等。”朱由崧竟懂得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真理，直接向雄踞江北的三镇总兵求助。高杰，黄得功本人本来就是野心勃勃的流串军阀，见有“定策拥立”的大买卖可做，真是无本而有万利的好机会。于是一拍即合，甩开他们的顶头上司——正与史可法密商的凤阳总督马士英。做起了定策元勋。消息传到南京，所有人无不大惊失色。马士英老于官场，见自己部将窝里反，想来争也没用。连忙向朱由崧表白心迹，成为从龙文臣第一人。史可法一开始还蒙在鼓里，指手画脚的不服，又在写给马士英的信中痛骂朱由崧昏聩糊涂。没想到却成为落在别人手中的把柄。随即马士英便带领大军杀气腾腾的护送朱由崧来到南京浦口。大势已定，满心悔恨的史可法和东林党人也只好接受这个现实了。
朱由崧求助于三镇军阀拥立，对以后的局势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最直接的作用即是使他自己得偿心愿，顺利地登上了至尊的宝座。而间接影响，则是江北诸镇以“天子恩人”，“从龙元勋”自居，南京从皇帝到重臣再没有人可以控制这支飞扬跋扈的军队。从此开了南明军阀勋镇势力尾大不掉的滥觞。其实，高杰与黄得功、刘良佐等都是出自行伍的悍勇匹夫，其部下各怀心事，却不乏良将猛士。倘若朱由崧稍有他祖上太祖，成祖的权谋阅历，只要驾驭得当，完全可以在仰仗三镇拥立之时，施加手段影响，使三镇为己所用。可惜，朱由崧继承了乃父的心宽体胖，却没有继承乃祖的雄才武略。求助于三镇而得帝位，已算得上是他的超常发挥，想做皇帝心切，一开始就高开了价钱，自贬了身价。三镇也看清了这位“承天启运”之人乃是阿斗。从此对他的权威再也不屑一顾。
登基
五月一日，王入京，以内守备府为行宫。各官朝见。于是以初三日监国。十五日即位，改明年乙酉为弘光元年，是为南明弘光帝。用可法、曰广及南储高弘图为阁臣。升吕大器吏部左侍郎，李沾太常少卿，郭维经应天府丞，进韩赞周司礼监秉笔，余各加恩有差。起徐石麟都察院左都御史，张国维兵部尚书协理戎政，周堪赓户部尚书，顾锡畴礼部尚书，黄道周、何楷、张有誉、王心一、何应瑞、高倬、解学龙、贺世寿各部侍郎，刘士祯、侯峒曾、郑碹、许誉卿各寺卿。而一时人望建言科道章正宸、熊开元、姜采、庄鳌献、裘恺、马兆羲、杨时化、詹尔选、李模、张碹、郑友玄、乔可聘、李日辅、**等原官起用。徐?、曹勋、吴伟业俱以少詹兼侍读。升左懋第佥都御史，巡抚应安；田仰佥都御史，巡抚淮扬。调总兵官郑鸿逵、黄蜚驻守镇江，郑彩分管水师，吴志葵驻防吴淞，黄斌卿驻防上江。敕御史祁彪佳等分行安抚江浙。从史可法等议，分江北淮、扬、徐、泗、凤、寿、滁、和为四镇，以总兵刘泽清辖淮、海，驻淮北，海、邳、赣十一州县隶之，经理山东一带。高杰辖徐、泗，驻泅水，徐、泗、宿、亳、丰、砀十四州县隶之，经理开、归一带。刘良佐辖凤、寿，驻临淮，寿、颍等九州县隶之，经理陈、杞一带。靖南伯黄得功辖滁、和，驻庐州，庐、巢、无为十一州县隶之，经理光、固一带。每镇额兵三万人，本色米二十万，折色银四十万，悉听各属自行征取。晋得功侯爵，封杰兴平、泽清东平、良佐广昌俱伯爵。得功素忠勇，建功河北，与宁南伯左良玉先得封。良玉恢复湖广，并晋侯爵。[2]
去世
马士英等以拥戴有功，把持朝政，起用阉党余孽，贪赃枉法，与高弘图等东林余党针锋相对。清顺治二年正月十一日夜，兴平伯高杰被暗降清军的河南总兵许定国诱杀于河南睢州故兵部尚书袁可立府第，巡抚越其杰、参政袁枢和巡按陈潜夫只身返金陵。清军迅速南下，连续破徐州，渡淮河，兵临扬州城下。三
朱由崧称帝后发行的钱币
朱由崧称帝后发行的钱币
月，宁南侯左良玉称奉太子密诏，入诛奸臣马士英以清君侧，起于武昌，进逼南京。时清军迅速南下，连续破徐州，渡淮河，兵临扬州城下。1645年四月二十五日，扬州失守，史可法殉难。消息传到南京，弘光帝方寸大乱，顾不上通知其他人，就与马士英和少数宦官仓皇出逃，一路辗转来到芜湖。芜湖守将正是拥立有功的江北四镇之一——黄得功，他尚对京城变故一无所知。当知道自己的“天子门生”是张惶失措，弃都而来时。内心不胜感慨，但仍然决定以死报国，对这位昏君效忠到底。
五月十五日大臣赵之龙、王锋、钱谦益等献南京城投降。五月二十八日，在尾随而来的满洲重兵压迫下，黄得功部将田雄，马得功策谋降清。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黄得功被暗箭射中，随即自刎而死。弘光帝则被田雄活捉，献给清军邀功，解至北京，弘光政权覆灭。据郑达《野史无文》记载：当时田雄背着朱由崧，马得功在后面紧紧抱着朱由崧的双脚，生怕这个活宝贝飞掉，朱由崧痛哭流涕的哀求两人，却毫无效果，于是恨得咬住田雄的脖子，血流满衣。当时朱由崧的痛悔愤恨之情，可见一斑。但亡国之君，总是难逃一死。次年五月，这位南明天子，就在北京被加以谋为不轨的罪名凌迟处死，年仅四十岁。[2]
2人物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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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皇帝，弘光帝是十分昏庸腐朽的，只知吃喝玩乐，整日沉湎于酒色之中，不理朝政，弘光元年（1644年）除夕，当清军南下之际，他却在群臣面前感叹“**寥落，旦新春南都无新声”，下令广选美女。由于纵欲无度，还命人替他捉蛤蟆配制春药，南京的百姓叫他“蛤蟆天子”。南明政治十分**，内讧不断发生，风雨飘摇的弘光小朝廷内，又闹起了一些宫廷疑案，如大悲案、太子案、童妃案等，更加速了其灭亡。而弘光帝身边全是些只会阿谀奉承的奸臣和宦官，如马士英、阮大铖等。他对清军的进攻根本不过问，尽管有史可法这些忠臣，但明朝复兴之势难见。1645年，清军攻打重镇扬州，史可法率城中百姓抵御清军，清军围困百日，损失惨重。史可法急忙向朝廷求援，弘光帝却没理他，最终因寡不敌众，扬州沦陷，清军对扬州进行10天血腥的大屠杀，史称“扬州十日”，接着清军直逼南京，明军守军弹尽粮绝，眼看南京就要沦陷，正在与爱妃饮酒作乐的朱由崧急忙进宫召集大臣商议，那些平时只会阿谀奉承的奸臣一句话也没说，众叛亲离的弘光帝只好和爱妃逃到芜湖，清军追来，弘光帝只好与清军作战。明军支架不住，于是叛将田维乘出卖了弘光帝和他的爱妃。最后弘光帝被押送至北京斩首。死后谥号“处天承道诚敬英哲缵文备武宣仁度孝简皇帝”，庙号安宗。
朱由崧向来以“失德”著称，后人称其乃腐朽王朝的最昏庸的帝王，唯知享乐，不问政事，沉湎酒色，荒淫透顶。然而细检史籍，可知竟传闻难据，推其缘由，多由东林党人对福藩一系的成见所致。而其本来的经历显现的却是并非昏庸且颇有个性的政治家形象。如曾任弘光朝给事中李清《三垣笔记》、《南渡录》及《甲申日记》对荒淫纵欲之事，且加辩诬。[3]
3家族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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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姐妹
兄弟
颍冲王朱由矩，原封颍上郡王
德怀王朱由桦
后妃
皇后皇妃
黄皇后：即“孝哲简皇后”：朱由嵩为德昌王时纳的正妃，父都指挥佥事黄奇瑞。黄氏早逝，1644年朱由崧即位之后，追封嫡妻孝哲圣皇后。永历帝改称“孝哲懿庄温正仁靖仪天昭圣简皇后”。
李皇后（？－－1641年），即“孝义圣皇后”：洛阳人，朱由崧为福王世子时纳的继妃。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二十日，李自成攻克洛阳，李氏自缢。1644年朱由嵩在南京即位，追封“孝义端仁肃明贞洁熙天诒圣皇后”
金贵妃
子女
子:朱连璧
后裔去向
1617年，十岁的朱由崧被封为德昌郡王，后来又立为福王世子。本以为可以像他的父亲一样，锦衣玉食，无忧无虑终其一生。没想到天不遂人愿，明末李自成农民军攻陷洛阳，老福王朱常洵遇害。福王妃邹氏及世子由崧在大臣的护卫下，逃出洛阳，从孟津过黄河，避难于怀庆府（今河南省沁阳市）。1644年，李自成攻占怀庆时，与潞王等一起逃到淮安。崇祯十六年秋七月（1643年），朱由崧袭封福王。1644年5月，在南京被拥立为帝，建立南明弘光政权。
朱由崧逃离洛阳时，子朱连璧在家园张景明保护下,先藏于洛阳老城孟坑一带,后逃至新安县仓头乡陈湾村定居。至今已繁衍13代人，大部分随小浪底移民迁居孟州市城关镇陈湾村。
南明是明王朝的继续。公元1644年李自成农民军攻破北京，明毅宗朱由检于煤山自缢，明亡。后来清军入主中原，明朝宗室先后在南方建立抵抗满清的政权。包括弘光政权、隆武政权、鲁王监国、绍武政权及永历政权，前后共历18年。1661年（永历十五年），吴三桂率清军入缅，索求永历帝，十二月缅甸国王将永历帝交于清军，次年四月永历帝与其子等被吴三桂处死于昆明。此后郑氏政权继续奉永历为正朔。1683年，延平郡王郑克塽降清，清军占领台湾，宁靖王朱术桂自杀殉国，标志着南明最后一个政权的覆灭。
南明所有政权为流亡政权实有重新思考的空间。所谓南明的南是史学家加上去的，就像南宋的南也是史学家加上去的一样。这些政权是建立在原来明朝的领土上，其实并不符合流亡政权的定义，只能说原来大明的北方领土被纳入了大清的范围，而被迫迁都、重建政权。就像宋朝失去北方领土、被迫迁都，仍是自称宋，史称南宋，并未因迁都而称呼南宋政权为流亡政府。所以称呼所有的南明政权是流亡政权，严格来说并不正确。至于南明皇帝被迫逃亡缅甸后，则符合流亡政权之定义。
重建大明
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建国“大顺”，之后向北京进兵，三月十九攻克北京，崇祯皇帝朱由检自尽，明朝宗室及遗留大臣多辗转向南走。此时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大体据有淮河以北原明朝故地，张献忠于八月成立的“大西”政权则据四川一带，清朝政权则据有山海关外的现今东北地区，且控制蒙古诸部落，而明朝的残余势力则据有淮河以南的半壁江山。[1－2]
此时明朝留都南京的一些文臣武将决计拥立朱家王室的藩王，重建明朝，然后挥师北上；但具体拥立何人则发生争议。按照兄终弟及的顺序，第一人选为福王朱由崧；而史可法主张拥立桂王朱常瀛，钱谦益等东林党人则由于之前的“国本之争”事件，心存芥蒂，以立贤为名拥潞王朱常淓[3－4]。但最终福王朱由崧在卢九德的帮助下，获得了南京政权主要武装力量江北四镇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和刘泽清，以及中都凤阳总督马士英的支持，成为最终的胜利者。五月初三，朱由崧监国于南京，1644年6月19日（五月十五））日即皇帝位，改次年为弘光，是为明安宗。南明时代自此开始。弘光帝的基本国策以“联虏平寇”为主，谋求与清军连合，一起消灭以李自成、张献忠为代表的农民军。[1][5－6]
江河日下
明朝南渡前后，大顺已被清朝击溃，李自成先后丢失北京和西安，退往湖北。16